学习《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有感
江劲
一、关于周有光生平简介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二、关于《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
《百岁文萃》分上下两卷，收集周有光先生八十五岁之后的所有重要作品，分为五个部分：上卷：走进全球化、传统和现代、读史散篇；下卷：百岁忆往、语文与文明。周有光先生自“离开办公室”后，就告别了语言文字的专业研究，开始撰写大量思想文化随笔 ，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随笔除了来自阅读积累之外，还结合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文集荟萃了作者以小见大，微观中显现宏观的晚年代表作。
三、科学一元论、双文化论及“三分法”是周有光启蒙思想精髓
本书的编者之一——张森根先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访谈时，把周有光先生（为表示尊敬，以下或称周先生，或称周老）晚年的反思与理论探索归纳为如下三点。
1．科学的一元论。周先生认为，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而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分中、外、东、西，就不能姓资姓社，分什么阶级性。
用意识形态性替代科学性显然就不能称作社会科学，而变成信仰了。周先生曾说：“先进国家都没有国定的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要国定的意识形态？”（见《周有光百岁隽语》第95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在周先生看来，意识形态、信仰属于主义（推理）的范畴，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与科学（实证）根本不是一回事。眼下有人说，他信仰的是科学的真理，他信仰的主义属于“宇宙真理”，把信仰等同于真理等同于科学，显然是违背逻辑的。
周先生告诉我们，社会科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性是宇宙的基本法则。马克思不是上帝，马克思也可能犯错误。马克思生前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而不是“科学论证”;“剩余价值论”不承认其他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就更难“自圆其说”了。
- “双文化”论。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发展、国家走向的重要问题。中西文化是不是势不两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融合？文化是否轮流坐庄，21世纪将由中国文化主宰？周先生的双文化论很好地解答了这些问题。
周先生认为，文化分成地区传统文化（如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他把两者的关系比喻为“桌子的四条腿”和桌面。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全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取代、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
周先生指出：“把现代国际文化说成西方文化是不正确的；说成美国文化，更加不正确。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周先生说：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统治 21世纪的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既需要科学，甚至又需要宗教。
3.“三分法”。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前苏联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一直是我们主流教科书的叙事方式。它的逻辑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故而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张森根先生认为周老的“三分法”比“五阶段论”的论断更为合情合理。苏联崩溃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改弦易辙，世界发展走向与五阶段论愈来愈大相径庭。周先生纵横人类千年历史，研究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主要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演进的：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制度）到民权统治（民主制度）；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迷信，天命）到玄学思维（盲从盲信，以信仰为终极真理）到科学思维（重实证，以实践检验真理）。张森根先生将周先生这一论断简称为“三分法”。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化、资本主义福利化，殊途同归，共进大同”。周先生说：“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也不妥当，社会发展没有尽头，科学的历史观不预设最后阶段”。他认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问题正摆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政治主流，民主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
周先生的科学一元论、双文化论及“三分法”等，是他多年潜心研究成果，有些提法不一定能被大众所接受，仅算“一家之言”，但总体来说是符合事实的，对我们思考问题、研究工作、分析形势等应该有一定借鉴意义。
四、周有光的公共价值
周有光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新启蒙队伍中最高寿者，从50岁以前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到其后的“汉语拼音之父”和语言文字学家，再到新时期的新启蒙者，周有光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变迁。与那些埋首专业，不问世事的专业知识分子不同，他始终以开阔宏大的视野放眼世界，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卓有成就的学者们从他这里受到了启发，获得了力量；中青年后辈从他这里汲取了营养，辨清了方向。
对于众多的读者而言，周有光的公共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尽管这是一个难以一言道尽的问题，但是，有四个方面极其明显：
一是坚持启蒙，承续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周有光，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有光自觉继承了胡适、陈独秀等人衣钵，以新启蒙自觉觉人。著名诗人邵燕祥曾说：“我作为一个长时期在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一直沉睡不醒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到周老和其他学者的文章，这些启蒙的基本观点，让我一步一步觉悟过来。我还有很多思想和灵魂的角落没有被启蒙之光照射到，但是我愿意继续接受启蒙，同时也尽力把我的一些认识写出来。”学者高全喜认为：“虽然周有光先生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但他的身上有很大的古典性，他所倡导的启蒙价值和传统的价值，和一个人基本的人性和人情没有截然的对立”。
二是世界公民的开放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早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周有光就提出中国人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他还说，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自己立志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说兴起之时，周有光明确反对，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儒学和印度佛教及其他因素的混合物，西方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今进入了中国文化且与之不可分割，现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做出创造，共同利用。周有光的论点一出，震动学界，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周有光提出“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警醒作用：“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三是说真话，做真人，一生追求真理。作为一个“两头真”的学者（周先生自己的解释是：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周有光先生坚持讲真话、做真人、求真理。2010年出版了讲真话的文集《朝闻道集》，直接取义于“朝闻道，夕死可矣”。某著名学者曾说自己“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在周有光看来，“真话不全说”也不应该。某知名人士在与周先生交往时谈到，在必要的时候含糊一下。但周有光说，不能含糊，不要和稀泥，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这位知名人士说这一点确实值得自己学习。说真话，做真人，这也是当下对一名党员的要求。
四是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有一句外国谚语，将老人比作图书馆，周有光这个“图书馆”，就是在日积月累的自学中形成的。从50岁改行，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到85岁回到家中以后致力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并在百岁以后出书数种，他从未停止学习。作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者，周有光的一大特点是与时俱进，亲友们誉之为“新潮老人”。著名学者资中筠回忆，自己前几年去拜见周有光先生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知道的新八卦，他全知道，当时正在流传着一些网上的事，他很有兴趣。著名诗人屠岸先生也说过，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周先生全都知道。周老这种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态度，值得每一名党员去践行。
五、学习之启示
周老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矢志不渝的爱国赤诚、独立自由的求索精神、敢讲真话的可贵品质、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随遇而安的淡泊境界、谦逊达观的人生态度、举杯齐眉的恩爱美德，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伟大的历史使命感与崇高的担当责任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理应努力承传周老这些可贵精神，积极弘扬周老崇高品格。作为一名机构编制系统的党员干部，我将在以后工作中做到：
一是加强学习，增强政治敏锐性。学习周老钟情专业的坚韧意志、一生好学的求知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知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对开展机构编制工作始终有清醒的判断、准确的把握、正确的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升思考谋划能力，自觉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思考，放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去推进，放到“三优”池州建设中去着力，提升站位，放宽眼界。
二是创新思维，增强工作预见性。着眼机构编制改革管理的特点，勇于探索创新，倡导周老强调的“从世界看中国”，树立全球眼光、全局思维，跳出机构编制看机构编制，跳出池州看全省、全国，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机构编制工作实现“三个转型”，努力构建“一引领双驱动”机构编制工作新格局贡献力量。
三是主动担当，增强落实主动性。在深化党政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敢于正视矛盾、直面问题，做到矛盾面前不躲闪不上交，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敢于打破传统、超越常规，坚定改革信心，砥砺改革勇气，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使各项改革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