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晚清第一名臣，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生前和死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用各自的衡量标准，对他作出了不同的、甚至天壤之别的评价。誉者尊为天使，毁者斥为恶魔。他活着时，头上就已经同时戴着“中兴第一名臣”和“卖国贼”两顶一红一黑的帽子。他死后，清政府赞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门生故吏颂他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比韩、欧。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则是褒贬各半：“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他认为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他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他的案头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曾文正公全集》。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平生只服曾文正公。
清史专家萧一山于1943年完成了《曾国藩传》，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读了《曾国藩传》后，从以下两方面谈自己的读书体会。
一、曾国藩生平
（一）出生和求功名时期（1811年—1837年）
1811年10月11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1832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衡阳禀生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二）京官时期（1838年—1852年）
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1841年，充国史馆协修官。
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七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9月兼署兵部右侍郎。
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三）镇压太平天国时期（1853年—1864年）
1853年接办湖南团练旨，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办团练。
1854年奉命率陆军和水师各5千人从衡州出征太平军，发《讨粤匪檄》，统率一万七千人，挥师北上。
在同太平天国军征战的年月里，曾国藩来池州五次以上：
第一次是1856年11月。这年9月2日发生了“天京事变”，石达开觉察到洪秀全对他生疑，于是率部离开天京，由芜湖经铜陵、池州、太平、泾县南下，曾国藩得到情报，迅速由南昌东下，赶至池州，派李元度持信追赶石达开，意在招安。曾国藩座船停在池口江面，李元度追至青阳时石达开部已至泾县，只得无功而返。曾国藩座船在池口停泊数日后又返回江西。
第二次是1860年12月。这年10月湘军祁门大营两度被太平军围困，第二次被困时，太平军距湘军大营只有20多里，情况万分危急。12月曾国藩由安庆移营池州，坐镇池州城调兵遣将，由贵池经仙寓山榉根岭和牯牛降东部的安凌，从左侧援助湘军。包围湘军的太平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从而解除了祁门大营之危。
第三次是1861年8月。这年六、七月间，太平军黄文金、赖文鸿在东流、至德与湘军展开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8月曾国藩座船移驻东流，一方面指挥部将周天受、江长贵率湘军与太平军激战，另一方面在东流、至德两县设团练局，办团练，配合湘军共战太平军。最终周天受、江长贵所率湘军将太平军打败，并将太平军黄文金、赖文鸿二将军生俘。
第四次是1862年6、7月间。这年曾国藩授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6、7月间曾国藩坐镇池州调遣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分别由浙江、上海、长江和雨花台，四方围攻天京，因太平军防守固若金汤，此次会战围攻虽然成效不大，但对太平天国大本营形成了铁桶般围困之势。
第五次是1864年7月。这年6月3日洪秀全在天京宫中病逝，由长子继位。巡视在安庆、池州两地的曾国藩抓住这难得的天机，遥指左、李、曾、彭合力围攻，7月19日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朝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藩由池州火速移座船赶往天京庆功领赏。座船行到梅龙江面，朝南眺望九华山，心情万分喜悦，吟哦《江上始见九华》：“连年血战久忘家，岂识江南有九华。今日数峰青到眼，凯歌江上看莲花。”
（四）晚年时期（1865—1872年）
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
1870年5月朝廷命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1870年9月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1862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1872年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享年62岁。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二、曾国藩值得后人效法的嘉言懿行
（一）在管理军队方面
湘军是支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的军队，《曾国藩传》第107页至110页分析了湘军六个方面的特点，可知曾国藩在湘军管理上有许多方法。这里主要讲曾国藩在军队纪律要求上的独到之处。
1853年返乡后的曾国藩，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就是后来的湘军。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兵灾与匪患一样，同样的是祸害百姓的恶势力，所以民间才有“兵匪一家”的戏言。曾国藩在组织湘军的过程中，亲眼目睹清军军纪败坏。深知官兵祸害民间的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并想法设方来改变这一痼疾。为了约束湘勇，曾国藩于1858年在江西建昌亲自编写了一首湘军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就是闻名后世的湘军《爱民歌》，以此为戒，整饬军纪。
《爱民歌》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爱民歌》为蓝本，当时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很强。1927年9月，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主席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1928年1月，部队到遂川发动群众和筹款。当时，部队以连、排为单位与群众广泛接触，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又给部队规定了上门板、捆禾草等六大注意事项。几经变动修改后，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统一纪律，对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和增强军民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也将《爱民歌》叫学员演唱，收效很大。
（二）在用人方面
《曾国藩传》第139页讲曾国藩“后来罗致一般人才在幕府中，军事、政治、道学、名士无所不有，每日同食论道，加以长期的考察和训练，用当其才，不徇所私，即所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同时书中讲了曾国藩用人唯才，他任两江总督后，派出他的得意部下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和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三人属破格委任。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自成体系，“八个字”，叫用人四部曲：
一是广收。人才都有特长，人才多得是，关键看是你有没有看人才的胸襟与眼光，“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肯轻视”，“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觐。”人都有私欲，有特长让他发挥出来就行了。
二是慎用。有人才意识就容易发现人才，还要慎用。“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平生智慧都在怎么用人上，最大本事是用得准与对。
三是勤教。发现用对之后，还要勤教，对他们进行培养。不能任意他自己的发展，得不断引导他们，按你的方向发展前进。平时，他们师生相称，事实上，手下将领都认可这种关系。因为曾国藩确实像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平时练兵时，他都要先训话，时间都在半到一个时辰。
四是严绳。要成事，得靠一个队伍，组成人才环境，得有序得稳定，人才团队才能良性循环。
（三）在洋务运动方面
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曾国藩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军械所，试造轮船，即“隐隐有争雄海上之志”，安庆军械所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
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其实，1863年曾国藩便有此意，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72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清政府遣学生出洋，以容闳为副委员，每年选送30人。
（四）在治家方略方面
曾国藩家族中人才辈出。曾国藩不仅自己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还创造了一个鼎盛辉煌的曾氏家族，这个家族人才济济，长盛不衰，在外交、数学、医学、化学、军政、农业、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曾国藩治家教子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能从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窥探一二，其中不仅包含千古完人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代名臣的理财、交友、养生等人生智慧。
一是勤俭持家。曾国藩一生清廉，当了两江总督后依然反对铺张浪费，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中说的:“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曾国藩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一直以“勤”字为准则，也总是以此来要求家人。女眷们自己动手做家务，为子女做出勤劳的表率;子女们衣食住行都要简朴，不穿绸缎的衣物;出门以步代轿，不使用丫鬟家丁，不能养成懒惰的坏习惯。勤劳不仅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美德，也是一个家庭应该恪守的标准，更是一个国家应该遵循的准则。
曾国藩在信中多次给子女们陈述勤俭的缘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二是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写信时说（《曾国藩传》第136页):“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曾国藩自己非常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宜立志有恒”，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在考中进士之前的三十年，曾国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读书，他还给自己规定，“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此三事者，未尝一日间断。”
曾国藩对于读书的目的和作用有着与世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考试做官，而是要成为品德高尚、明白事理的君子。因为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权势和地位，很大程度上需要顺从天意，但读书明理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做到的。
三是求贤师，择良友。关于交友，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认为有才学的师长和有志向的朋友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见朋友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在刚刚接触社会时通常都是单纯而善良的，但由于与不同的人接触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差别。与正直的人相交，自己也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修养，与品行不端的人为伍，自己也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所以在结交朋友时，一定要看清对方的品行和道德。
四是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曾国藩官至礼部侍郎时，家乡的官员便希望借助曾家的名望和影响力办一些当地政府力所不能及的事。对于这类既能展示自己家族的威风，又能讨好地方官的事，曾国藩的兄弟非常乐意为之，但曾国藩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
曾国藩认为，这种事情一定会让百姓们怨声载道，而一旦开此风气，后来的官员都会效仿，以后乡里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贪图一时名利，实际上弊大于利。
不论是公事，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才能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五）在文学修养方面
《曾国藩传》第163页列出了曾国藩一生著作，其重要的是诗文、书牍、日记、奏谕四项。诗文可以知其造诣之境，书牍可以睹其性情之真，日记可以审其修养之功，奏谕可以征其为政之绩。曾国藩所著的《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